我的祖父馬駿出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目睹了中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苦難。他自幼聰穎好學、立志救國。1915年,他考上了天津南開學校,在學習新知識的同時,積極探索救國之路。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他勇敢地投入其中,成為京津地區愛國學生運動的領袖。據俄羅斯有關檔案記載,他1920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而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1年,受北方黨組織派遣到東北建黨。1922年初,建立了東北地區第一個黨組織——寧安黨小組。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回國,1928年2月15日被反動軍閥張作霖殺害。
我自小只知道祖父很早就去世了,懂事以后,逐漸從祖母、父母和祖父的同學、戰友那里聽到了祖父的一些故事,但是也僅僅知道他是中共早期黨員之一,是同敵人英勇斗爭而犧牲的烈士。而他的具體情況,特別是去東北的建黨活動和在莫斯科學習、生活的情況,知道的很少。除了一些黨史資料的記載、部分老照片以及長輩們口述外,祖父的一生對我們始終是個迷。
尋找先輩的足跡
我長期做老干部工作,對中共黨史有著濃厚的興趣。由于祖父早年在莫斯科留學的原故,我一直有個心愿,盼望能夠去莫斯科查找祖父的資料,追尋先輩的足跡。2002年6月,我隨北京市老干部代表團赴俄羅斯訪問。當時特別希望能有機會去莫斯科中山大學看看,得到祖父的一些早期革命活動資料。遺憾的是由于行程緊、活動多,有關渠道也沒有疏通,所以未能如愿。
隨著中俄關系的改善,共產國際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的部分資料對外公開了。其中,495和225系列的個人檔案,已經對親屬開放。不但可以查詢,而且能夠復制了。
這些年來,中國一些早期共產黨人和共和國領導人的后代們十分關注黨的歷史傳承,想了解這批共產黨人當年在蘇聯的情況,關注前輩們為了共和國的今年所做的一切。其中,毛澤民烈士的外孫曹耘山同志非常熱心此項工作。從2004年起他就開始在國外尋找外祖父一生的足跡。他組織多批早年赴蘇人員親屬赴莫斯科尋找親人的檔案,征集到許多珍貴的史料。
在他和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李宗倫同志的幫助下,2014年10月,我妹妹和我的兒子專程赴莫斯科,查到了祖父馬駿和其弟馬驊在異國他鄉塵封了89年的個人檔案。他們還專程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學舊址,見到了祖父他們當年為了追求真理,探索救國之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校。
手捧他們拍攝的照片,看著他們錄制的視頻和復制的檔案,特別是看到祖父兄弟倆親筆填寫的資料,仿佛他們就坐在我們面前,講述著當年發生的故事,心情萬分激動。從檔案中我們發現,早在1920年,祖父就參加了共產黨,1924年國共合作時期加入了中國國民黨,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又轉入了蘇聯共產黨。這一份份厚重的檔案揭示,祖父馬駿不僅是一位胸情高遠的熱血青年,一位信念堅定的共產黨人,而且還是一位身跨三黨的革命者。
李大釗推薦赴蘇留學
1923年秋,國內革命形勢高漲,國共合作局面形成。此時,國共兩黨都迫切需要培養大批的骨干力量,單靠蘇聯的東方大學的培訓,已遠遠滿足不了國內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所以,中國國民黨積極促成蘇聯政府于1925年創辦了專門為中國培養革命干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孫逸仙大學)。
1925年秋,經李大釗先生推薦,祖父馬駿與他的弟弟馬驊報考了中山大學。他們在五四時期的戰友韓麟符資助下進入該校,成為第一批到校的學員。
中山大學位于莫斯科市沃爾洪卡大街十門號,是一幢四層樓房。盡管當時蘇聯經濟尚很困難,但是卻給這些來自遠方的國共兩黨的革命青年以很好的生活保障。更讓他們高興的是在十月革命的故鄉,他們不僅可以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可以自由地討論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問題,還可以自由地開展黨團活動。
這期留學生人才濟濟,國共兩黨共派去了310多名學員。其中共產黨的學員有張聞天、王稼祥、鄧希賢(鄧小平,1926年由法國轉來)、陳紹禹(王明)、楊尚昆、云澤(烏蘭夫)、左權、伍修權、朱瑞等,國民黨有蔣經國等。
孜孜不倦追求真理
1925年11月底,第一期學員們全部到校,學校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蘇聯共產黨中央派政治局委員特洛斯基專程到校致辭,勉勵大家好好學習,將來回國搞好中國革命。學員們深受鼓舞,情緒十分高昂。
中山大學學制為兩年(后改為三年)期。先后開設了政治經濟學、現代世界觀、俄國革命理論與實踐等課程。同時,為了學員們回國后從事革命斗爭的需要,還開設了軍事課,講授軍事理論,進行軍事訓練,組織學員到軍事院校參觀,到兵營打靶。聯共和共產國際的領導同志也經常來校講演,傳授俄國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和經驗。
針對當時國際和國內的形勢,學員們畢業后可能要從事地下秘密工作,所以學校對學生檔案嚴格管理,對各種資料嚴格保密。校方極少給學員照相。在那里,校方給每位學生起了一個俄文名字。鄧小平叫“多佐羅夫”,馬駿叫“馬爾赫列夫斯基”。為了地下工作需要,馬駿還曾用過馬天安、馬光道等化名。
在中山大學,馬駿的學員證號碼是60號,馬驊是113號。學校根據學員的文化程度等不同情況,把他們分為十一個班,每班30-40人不等。張聞天被編入第一班,左權在七班,伍修權、馬駿在八班,馬驊與朱瑞、蔣經國在十一班。開學后,他們便投入到緊張的學習當中。同時,國共兩黨的學員們也開始了各自黨團組織的活動。1925年末,中共在學校成立了“旅莫中共支部”。1926年夏,“旅莫中共支部”解散。全體中共黨員都轉為聯共(布)黨員,歸聯共(布)支部局(相當黨委)領導。支部局的書記由蘇聯人擔任,委員大多由中國人擔任。學校安排黨、團員每周召開小組會,每組20-25人,會議由擔任指導員的蘇聯人主持,每位到會人員都要針對討論的問題發言,不發言者會受到批評并被指名發言。學生校對學員的要求極嚴格,不但要求學員參加各種活動,還要如實填寫《黨員批評計劃案》、《履歷表》、自傳等表格資料。
能夠來到日夜向往的赤都,尋求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是馬駿多年的愿望。他十分珍惜這次學習的機會,非??炭嗟劂@研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常常結合中國革命的現狀與同學們展開認真熱烈的討論。據伍修權等人回憶:在中山大學,馬駿、馬驊兄弟倆非?;钴S。他們不僅學習認真,而且經常組織大家開展各種文體活動。馬駿還參與發起組織了“莫斯科中山大學俱樂部”,經常帶領同學們打籃球、滑冰、舉辦舞會等,活躍大學的業余生活。1926年該校學生公社(學生會)改選,馬駿當選書記、陳紹禹(王明)當選擇主席。
臨危受命英勇犧牲
1925年到1927年,馬駿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了兩年。他認真、系統地研究了馬列主義基本理論,了解了蘇俄和歐洲各國革命的現狀,比較系統地掌握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歷史,理論水平和對中國革命等問題的基本認識大大提高,他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更加堅定。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黨人,白色恐怖籠罩著中國大地,中國共產黨的力量遭受到重大損失。為此,黨中央從正在莫斯科學習的幾個學校中抽調一批干部回國,充實力量。馬駿奉調與鄧希賢等同志同期回國。馬駿到武漢中央局報到后赴北京,任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著手恢復北京的黨組織。
經過莫斯科中山大學兩年的學習,馬駿為在中華實現蘇維埃式政權,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更加堅定,革命斗志更加昂揚。他不畏白色恐怖的危險,奮不顧身地開展工作,很快就恢復了中共北京黨的地下組織,展開了與當時盤踞在北京的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斗爭。
正當地下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時,因判徙出賣,市委機關被再次破壞。1927年2月3日,馬駿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受盡了酷刑拷打,堅貞不屈。敵人軟硬兼施,安排專人誘降,張作霖親自審訊,勸說馬駿脫離共產黨,給他做事。馬駿不為所動,書寫了《告東北同胞書》,控訴張作霖勾結日本出賣東北資源等罪行。同時,作出自己的碑文“故共產黨員馬駿之墓”。他說:“我過去是共產黨,現在是共產黨,將來永遠是共產黨!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叫我不宣傳馬列主義,不宣傳革命,這比太陽從西邊出來還難!”表達了自己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到底的決心。張作霖惱羞成怒,判他死刑。1928年2月15日,馬駿大義凜然赴刑場。他沿途高唱國際歌,高呼“各族人民團結起來!”“打倒舊軍閥!”“共產黨萬歲!”等口號,英勇就義。犧牲時還不到33歲。
近日,我捧著耘山、周燕同志所著的《革命與愛》,認真閱讀。書中披露的大量珍貴檔案史料和照片,使我再一次重溫了黨的歷史,也進一步了解了當年黨克服左、右傾錯誤路線的干擾和敵人的圍追堵截,經歷了數十年的奮斗,犧牲了無數的先烈,最后奪取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產國的艱辛歷程。
那一份份珍貴的史料再次雄辯地證明:我們黨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帶領著各族人民英勇奮斗、流血犧牲、前赴后繼,從苦難走向輝煌的波瀾壯闊的歷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歷史,是一部永遠值得中華民族稱頌的歷史。